疯癫的国歌:一个中国劳工的25年维权路,为何换来失去自由与身份?
作者:何大才 我现在身在巴西圣保罗。夜色降临,街道上的行人来来往往,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然而,每当回望过去,我想到的却不是异国的街景,而是自己在中国追讨工钱、申诉维权的漫长岁月。 我是一名普通劳动者。25年来,我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劳动争议,通过控告、举报、申诉表达诉求。我没有选择暴力,没有放弃依法解决问题的努力。我曾经相信,只要事实清楚、证据在手、程序合法,问题总有得到解决的一天。 可是,按照我的亲身经历,等待我的不只是维权道路上的阻碍,还有长期失去自由、户籍身份发生变化,以及原有农民相关权益受到影响的困境。 我想问:一个普通劳动者依法维权,为什么会走到连自由、身份和基本权益都需要反复追问的地步? 一、从追讨工钱开始,我选择相信法律。 我的维权经历,始于劳动争议。 在广东佛山南海,我与广大塑料五金厂之间发生劳动争议。围绕劳动关系和工钱问题,我走过仲裁、诉讼以及后续申诉等程序。 对普通劳动者来说,工资不是抽象的数字,而是养家糊口的依靠,是付出劳动之后理应获得的报酬。 法律既然规定了劳动者的权利,就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可以实际使用的救济渠道。如果发生欠薪或其他劳动争议,双方本应在事实、证据和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。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:有问题就讲事实,有争议就走程序,不服结果就依法申诉。 我没有想到,这条我原本以为能够通向公平的道路,竟然成为一段漫长而沉重的人生经历的起点。 我始终认为,劳动者依法追讨工资,不应当成为受到额外对待的理由。提出问题不等于制造问题,依法申诉也不应当被简单地视为对抗。 如果一个人已经通过法律程序表达诉求,却仍然无法获得令其信服的处理结果,那么社会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:救济渠道究竟有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? 二、1677天、1391天,还有一年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。 按照我的个人经历陈述,此前我曾遭遇累计1677天的非法拘禁。 此外,我还经历过一年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。 后来,我又在精神病院被关押1391天。 这些不是可以轻轻带过的数字。每一天,都意味着一个人无法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,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自主决定去哪里、做什么,以及如何与家人相处。 1677天,是我所反映的此前非法拘禁经历;一年,是我所经历的劳动教养所外执行;1391天,则是我所反映的精神病院关押经历。 这些经历的法律性质、起止日期和彼此之间是否存在重叠,应当根据相关文书、记录...